对不少地方的中小学来说，2023年是一个拥挤的学年，但是对一些地方的幼儿园来说，适龄幼儿则出现断崖式减少。

近日，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等媒体报道，2023年以来，北京、广州、济南、大连多地发布了中小学学位预警。一些地方甚至发出了最高级别的“红色预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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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学区入学，学位为何仍会“挤破头”？有专家认为，学位紧张并非数量的问题，而是分布不均衡。

但另一方面，2016年1月1日起，我国“全面二孩”政策开始正式实施。在此背景下，2016年到2017年，全国各地陆续迎来了一个人口出生高峰。今年，这批“二胎”儿童要上小学了，这使得学位情况更为紧张，给多个地方的义务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入学压力。

然而，故事的另一面是，在经过2016年、2017年两年出生高峰后，2018年新生人口数量迅速滑落至1523万人，并持续减少至2021年的1062万人，2022年的956万人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拐点。这就意味着，各地为了应对二胎入学潮新增的学位，又需要在两三年后面临快速收缩的压力。今年要愁学生太多，再过两年就要愁学生太少，这确实很让人犯愁：扩建校园是否可能在未来造成闲置？在资源的配置上，这是否是个两难问题？

多地发布学位预警

今年将成“最难入学年”？

进入5月，全国各地的“幼升小”招生工作陆续开启。

今年是特殊的一年。由于2016年国家放开二胎政策等影响，今年的小学入学人数比去年将有一定增长，户籍生黄色、红色预警学校数相应有所增加。

据《杭州日报》消息，今年4月，杭州市教育局发布全市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入学预警。杭州市教育局透露，杭州市2022年共招收一年级新生约12.5万名，但2023年目前摸底的潜在适龄生源在15万左右，创历史新高已成定局。

有家长此前就表示，“不小心把娃生在"高岗"上，人这么多，也有心理准备，已经做好被调剂的打算了。”

因此，杭州市为家长提供了各个学校的入学信息查询，对于学区内适龄户籍生人数达到或超过学区小学常态招生计划数的100%给予“红色预警”，学区内适龄户籍生人数介于学区小学常态招生计划数的90%至100%的给予“黄色预警”。

学位预警，意味着预期的学区生源数量超出了学校的接纳能力。其中，级别最高的为“红色预警”，表示施教区内适龄儿童（少年）户籍人数达到或超过学校拟招生计划数的100%。

预警是动态的，往往事出多因。在义务教育阶段，家长可以通过预警知道哪些学校较为热门。如果学位紧张，入学政策也会发生变化。

橙柿互动记者了解到，今年小学入学人数是顶峰，杭州市各区、县（市）教育行政部门采取了多项措施增加学位供给，可确保今年总体入学需求，但个别区域局部紧张的情况仍将存在。

杭州并非个案。广州、长春、北京、青岛、成都、济南、大连等多地都发出了学位预警，甚至一些县级市也有多所学校发出“红色预警”。

杭州小学的录取是有先后顺位的，俗称“一表生、二表生、三表生、四表生……”。所谓“一表生”就是学生与父母同户、同住在本小学学区内，“二表生”是指户口在本小学学区内的祖父母（或外祖父母）家，“三表生”是指有本市常住户口但不在本小学学区内，“四表生”则是无本市常住户口的借读生。

北京的情况也类似。以海淀区为例，来自海淀区教委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海淀区中小学面临学位供给的严峻挑战，特别是小学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入学高峰，预计达到4万人，初中入学预计达到2.75万人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或将增加1.6万人。

据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，“我们是‘四老房’（即学生户口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家），哥哥3年前顺利入学了，但今年因为入学孩子多，学位紧张，弟弟很可能要被调剂。”今年面临幼升小的北京家长王玲告诉记者，他们只能将老人的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，让孩子能够变成第一顺位。

“房产过户要交十几万的税费，但为了孩子也没办法。如果被调剂，学校不好不说，还可能离家很远。”王玲说。
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者，据他的了解和观察，目前各地应对“二胎入学潮”虽然有压力，但整体上“问题不大”。

“因‘全面二孩’政策所形成的入学高峰是个小高峰，这个小高峰与若干年前学位的高峰相比，依然是一个相对低的状态。但各地的情况确实也有很大差异，大城市肯定更加严峻一些，而中小城市，尤其是农村，近年来一直处在生源外溢的状态下，所以并没有形成太大的入学压力。”储朝晖分析。

在储朝晖看来，即使是在学位紧张的大城市，整体应对能力也是不成问题的。“做到‘有学上’问题不大，但要做到‘上好学’，那问题就比较大了。所以，目前面临的难题不是增加多少个学位，而是如何进一步推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。”他说。

但另外一个问题更为严峻，因为“二胎”儿童在2018年之后迅速减少，如果入学高峰之后很快又出现学位“过剩”，该如何应对？

入学人数“过山车”

多出来的学校怎么办

综合中国青年报、中国经济周刊，2016、2017年是21世纪以来的出生人口高峰年。与此同时，2022年出生的幼儿只有956万，比2016年高峰时期的1786万人少了830万。出生人数下降，首先影响的自然是幼儿园，据报道，首轮幼儿园关停潮已经在今年出现。不难推算，小学、中学和高校将会次第直面人口波动，最终影响劳动力市场。

按照出生人口变化情况，倘若保持目前的高校招生规模不变，到2039年，我国的高校招生数很可能将超过出生人口数。

以北京为例，可能会在几年之内就迎来入园、入学人数的“断崖式下跌”。

来自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，北京市户籍人口出生近10年来的最高峰出现在2017年，即“全面二孩”政策的第二年，当年户籍人口出生数为17.1万人，2018年为14.1万人，2019年为13.3万人，2020年为10万人，2021年则降到了9万人。

而到了2022年，虽然尚未有官方数据公布，但有机构根据各大医院的数据推测，2022年北京户籍的新生儿可能仅7.5万人左右。

根据2023年3月21日，北京市统计局、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《北京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，2022年末，全市常住人口2184.3万人，常住人口出生率为5.67‰。而截至2016年末，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出生率9.32‰，2017年末为9.06‰。

各地政府可能正面临着适龄孩子这两年增加，过几年又大幅减少的情况，这对政府如何投入和规划教育资源带来压力和挑战。

据统计，包括一些主要城市在内的不少地级市，推出的2023年新增学位计划，少于 2022年计划数和实际增加数量。

据中国新闻周刊，“一些地方政府担心新建学校增加学位供给后，马上出现因适龄学生减少的资源闲置问题，于是可能对解决这一问题不积极，有的地方政府采取的‘应急’办法是扩大班额，把孩子‘塞进去’”，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，如果搞大班额应对学位紧张，是违反相关规定的，这会影响到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质量。

“选择以怎样的战略应对，至关重要”，熊丙奇表示，如果节省教育投入，趁出生人口下降，撤掉学校、辞退教师，再出现出生人口增加，就会出现学位紧张的新问题。如果提升教育质量，利用出生人口下降这一契机，推进“小校小班”建设，实行小班化教学，如原来一个班45人，调整为25人、30人，这不但提高教学质量，也为出生人口变化留下“弹性空间”，在人口增加年份，可以适度扩大班额，如从30人扩大到40人。

他表示，当前合适的办法有两个，一是购买民办学校学位，提供给适龄儿童，合理定位民办义务教育的新功能；二是以“小班化”为标准，加强对义务教育的投入，提高学校建设标准，应对出生人口变化对教育带来的挑战。

也有一些城市在持续扩充学位。据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，以北京为例，根据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，2022年，全市新增了2.9万个中小学学位。2023年，将继续新增中小学学位2万个。而以北京市教育资源强势区之一的海淀区为例，来自海淀区教委的数据显示，2022年，海淀区新增中小学学位超过1万个，2023年还将新增中小学学位5560个。
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强调，目前，更应该关注的是接下来很快就会到来的入园、入学人数下滑。“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各方认真考虑的问题，因为它涉及学校的效能安排，涉及要不要有人员的更迭，要不要招聘新的年轻教师。尤其是有很多地方，只有一个单一的办学主体，应对能力就会明显不够。”他说。

据记者了解，现在，全国多地的幼儿园已经开始出现生源不足的问题，预计很快会传导到义务教育阶段。储朝晖建议，应该尽快发展多种主体办学，尽可能实现教育均衡，尽可能实现公共服务的多样化。

“公共服务不应是一个单一标准的、刻板的，公共服务应该是有适度竞争的，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满足大家的求学需要，才能够真正实现‘办人民满意的教育’的目标。”储朝晖表示。

（文章来源：每日经济新闻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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