隐性腐败自古有之，是一种官场顽疾。一些官员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，利用制度漏洞或执法松懈牟取私利，被发现时则用“一时疏忽”“下不为例”等加以开脱。但腐败就是腐败，无论手段多么隐蔽，所造成的危害是一样的。

资料图 张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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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便是“隐性财富”，成为行贿受贿之资

东汉末年宦官专权，宦官张让是汉灵帝朝的“十常侍”之一，手眼通天，就连他的家奴都炙手可热。《后汉书·张让传》记载，张让府中有一个管事家奴，“交通货赂，威形喧赫”，成为一些人巴结的对象。扶风人孟佗“资产饶赡”，主动攀附这个家奴，“倾谒馈问，无所遗爱”。时间长了家奴也有些不好意思，主动问孟佗有没有什么事要办。孟佗只提了一个很小的请求：希望能得到您的一拜。这还不简单？家奴答应下来。平时求见张让的宾客很多，门口经常停着无数的车子，孟佗也去“排队”。这时家奴出来“率诸仓头迎拜于路”，孟佗在众人惊羡的目光中进入张府。如此一来，孟佗声名大振，众人“皆争以珍玩赂之”。孟佗从中拿出一部分贿赂张让，谋得一个凉州刺史的官位。

唐代宗时元载拜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成为宰相，深得皇上器重。有一位父辈亲戚从宣州来京城，希望元载安排一个官职，元载“度其人不足任事”，但又考虑到是长辈，不能让他白来一趟，于是写了一封“推荐信”。这位长辈“行至幽州，私发书视之，书无一言，惟署名而已”，不禁大怒。但事已如此，只好硬着头皮拿着这封除了元载签名外别无一字的信“试谒院僚”。判官听说有元载的亲笔信，大惊，“立白节度使”。节度使不敢怠慢，“遣大校以箱受书，馆之上舍，留宴数日，辞去，赠绢千匹”。

北宋时赵清献任御史，有“铁面御史”之称，但他也曾做过一件为人牟利的事，只是做得较为隐蔽。赵清献未及第时曾在乡中大户陈某处做家庭教师，陈某待他很好，“赍行囊送入京”，赵清献才一举及第，走上仕途。后来陈某的儿子因人命案系狱，性命难保。有人出主意：“尔家昔作馆赵秀才，今显宦于朝，可以为援。”陈某来到京城，见到赵清献。赵清献问完情况，让陈某暂在书院住下。一住十多天，陈某去催，赵清献“唯唯而已”。又住了一个多月，陈某失望告归。两个月后，赵清献写信给陈某，说他的儿子已被赦免死罪，两年后可放回家。两年后，陈某的儿子果然回到家中。赵清献并没有为陈某儿子一案打过招呼，他只是派家中的仆人每天去狱中送饭，负责审理这个案子的官员听说后，知道陈某与赵清献关系不一般，便从轻发落了。

司法运行中的“生意经”

在古代，官员犯法被查后还有反转的机会，如果审案的时间能拖得久些的话，机会就更大了，可以请求皇帝或长官施恩，也可以等来朝廷大赦，从而减罪或免罪，但要是案子审理得快，这些机会也就没有了。审案的快与慢掌握在主审官员手中，慢一点貌似也算不上“徇私枉法”，但实际有“猫腻”。

宋仁宗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，大臣文彦博奏称：“比者用兵西鄙，有临阵先退、望敌不进之人，及置狱邻郡，而推劾之际，枝蔓淹延，启幸生之路，稽慢令之诛，将何以励众心而趋大敌乎？”这里说的“枝蔓淹延，启幸生之路”指的就是拖延审案过程以求生机。宋真宗时，大理寺上奏：“郊礼在近，诸州奏按多不精详，冀于覆驳延留，以俟恩宥。”这里指的是，一些审理案件的官员在上报案件时，故意在卷宗中留下瑕疵，大理寺便会以“奏案不圆”为由驳回。一来一往，案件审理自然就被拖延下去，这种手段比篡改证言证据、颠倒事实、制造冤案假案更为隐蔽，但同样能帮助请托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
古代教育不发达，普通百姓文化水平有限，一旦涉及法律诉讼往往会惶恐无措，这时一些歇家便主动提供相关词讼“服务”，当然收费不低。歇家本指提供歇息的客店，后来发展成为业务广泛的中介机构，他们利用复杂的背景、在乡里的势力以及对法律条文熟悉的优势，勾结官府中的吏役、讼师，把持狱讼。清代江西按察司所辑《西江政要》中记载着歇家牟利的情况：“投歇者，具控必准，即鼠牙雀角之争，能使惊天动地。不投歇者，有理莫伸，虽伤心刺骨之害，反致受屈含冤。”这里的“投歇者”是指通过歇家打官司的人，“不投歇者”指不肯花这笔冤枉钱的人，后者即便有理往往也无处申辩。

在古代，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都有任期，而本地胥吏则不同，往往深耕厚植，所谓“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”。有些胥吏长期把持词讼，形成司法垄断。《道光朝实录》记载：“京师各库及税务衙门书吏，当役满告退后，其接充者，非其子侄，即其亲戚。”一些案件审理中需要引用律令或成例，引哪些不引哪些将决定最终判决结果，这时胥吏便可以“发挥”了，通过避重就轻可将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，通过断章取义可改变案件的性质。清代蒋良骐在《东华录》中记载，雍正时刑部书吏所提供的案例“往往删去前后文词，止摘中间数语，即以所断罪承之。甚有求其仿佛比照定议者，或避轻就重，或避重就轻，高下其手率由此起”。负责保管案卷的书吏也有可乘之机，根据规定，官员离任时所分管的案卷要进行交接，书吏利用这个机会可任意增删案卷里的内容，对后续审理将产生关键性影响。

五花八门的行贿受贿手段

古代刑罚中往往有“以赃计罪”的原则，即根据涉案价值多少来决定惩罚的轻重。为逃避法律制裁或减轻处罚，行贿者和受贿者往往绞尽了脑汁。明人张弼号东海，工书法，尤擅草书，被称为“张旭复生”。明人何良俊在《四友斋丛说》中记载：“张东海为南安太守，在郡日，有某布政将入觐，缄纸一箧，索公草书，为京中人事。”明代的布政使是一方大员，进京办事前请张弼写上“一箧”书法，拿去送礼，这种行贿方法称为“雅贿”，很早便流行于官场。

清朝“雅贿”之风盛行，北京琉璃厂的一些古董店发展成为“行贿中介”。学者吴思在《潜规则》一书中指出，清末京城“雅贿”极盛，琉璃厂的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，官员们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，送礼者掏大价钱买了再送给官员。

古代官场上的隐性腐败无处不在，大奸大贪容易被发现，但隐性腐败却较难觉察，即便被发现，当事者也会用各种理由推脱搪塞。在中国历史上，一个王朝初建立时往往会汲取上一个王朝灭亡的教训，吏治通常较严格，无论显性腐败还是隐性腐败都能给予及时打击。但承平日久，人们的思想有所松懈，欲望不断萌动，腐败也渐渐多起来。有的人慑于法律威严而不敢公然贪赃枉法，于是隐性腐败大行其道，如果不能及时治理，遏制其发展苗头，就会形成泛滥之势，变成法不责众或官场潜规则。胆子再大一些的人便不再遮遮掩掩，由隐性转为显性，由地下转为地上，这就需要及时遏制，把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都扼杀在萌芽状态。（作者为文史学者）

作者：陈忠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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